要害詞：古典文學
對作家創作成績的界定，是文學批駁和文學史研討的一項基礎義務。這種界定，很年夜水平上是經由過程比擬的方法來完成的。文學史研討者將某位作家與他的先輩作家、同代作家及后代作家加以比擬，從而確認他在創作方面所到達的高度。這種比擬范圍固然普遍，但仍是有必定的限制。它凡是都是分歧作家在統一體裁上的比擬，也可所以統一作家在分歧體裁上的比擬。前者如蘇軾詩與黃庭堅詩、蘇軾詞與黃庭堅詞的比擬，后者如蘇軾詩詞之間的比擬。但不太能夠是分歧作家在分歧體裁方面的比擬，例如將蘇軾詞與黃庭堅詩停止比擬。這既缺少學理根據，也沒有需要性和可行性。文學研討中凡是相似的比擬，往往都是為了闡明二者題材、作風、技法之間的聯繫關係，而不是為了評判創作程度的高低。
對分歧作家在統一體裁上的比擬，最少在漢代就已呈現，如《史記·屈賈傳記》云：“屈原既逝世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自在辭令，終莫敢切諫。”就曾經是一種既天然又諳練的批駁思緒。對統一作家在分歧體裁上的比擬，就顯明要晚得多。六朝時代雖也有“文筆之辨”和“沈詩任筆”如許的鑒定，但體裁品種畢竟絕對未幾。唐代律體的定型意味著中國文學格律時期的到臨，現代體裁品種亦趨于單一，對于文人而言，終生都只選用一種體裁停止創作簡直不成能，多種體裁都很善於又難度太年夜，是以文人筆下的各類體裁在創作水準方面往往存在差別，沈德潛《唐詩別裁集》中就曾以杜甫為例來闡明這一點：“唐人詩無論大師名家，不克不及諸體兼善，如少陵盡句，少唱嘆之音。”（《唐詩別裁集·凡例》）基于這種情形，批駁家們開端饒有興趣地將統一作家在分歧體裁上的藝術成績加以比擬，例如詩文之間：“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成讀；曾子固以文名全國，而有韻者輒不工。”（蘇軾《記少游論詩文》）詩賦之間：“劉禹錫……作賦甚佳，詩但才短思苦耳。”（《苕溪漁隱叢話》）詩詞之間：“（陳）師道詩冥心孤詣，自是北宋巨頭。至強回筆端，倚聲度曲，則非所善於。”（《四庫全書總目》）這種比擬也可所以在詩體外部，例如五七言詩之間：“盛唐長五言盡，不長七言盡者，孟浩然也。長七言盡，不長五言盡者，高達夫也。”（《詩藪·內編》）古律體詩之間：“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詩。”（《臨漢隱居詩話》）
明天看來，我們或許并不完整認同這些批駁家所得出的詳細結論，但此中流露出的批駁不雅念和批駁視角，卻很是值得留意。對于分歧體裁成績差別的緣由，批駁家們起首回結教學場地為作家創作才幹的不平衡。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就說“屬文之體，鮮能周備”，《四庫全書總目》中也反復誇大“人各有能有不克不及，固不用逐一責備矣”，“人各有能有不克不及，固不用事事第一也”。回根結底，這實在仍是作家創作特性與體裁規范契合水平的題目。作家的創作特性，是由他的藝術才幹、審美情味、人生經歷、寫作經歷等多方面原因所決議的。體裁規范則更多是某種文學情勢請求和文學說話法例，遭到汗青傳統和社會文明的制約，各類體裁都有本身奇特的審美特質與體裁作風。創作特性與體裁規范契合水平越高，作者在這種體裁上表示就越傑出。唐代韓液如許說明善作文者與善作詩者的差異：“體者性之裁，工者分之專。故清而近者宜于詩，博而瞻者長于筆。”（《唐故河南府洛陽縣尉頓丘李公墓志銘》）錢振锽《謫星說詩》中也以陸游為例來闡明這個事理：“放翁飚舉電發，運筆急疾，然宜于七古而不宜于五古，以五古之氣宜緩宜寬，不比七古句長體博，無所往而不宜也。”
除了作家才性之外，批駁家們另一追蹤關心的核心是時期。清代樸學大師焦循《易余籥錄》中已經提出過一個有名的結論：“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舍其所勝，以就其所不堪，皆俯仰由人者耳。”也就是說，體裁好像人間萬事萬物一樣，有著必定的盛衰紀律。對于新興的體裁而言，它處于蓬勃成長的上升期，采用該體裁創作的作家更不難表示得優良。過了這個階段之后，該體裁就轉進了停止或闌珊期，作家也很難獲得衝破性的成績。依照焦循的見解，唐代五古不克不及與漢魏六朝五古比擬，宋詩不克不及與唐詩比擬，由於它們都屬于“馀氣游魂”，只不外秉承後人余緒而已。從如許的尺度動身，對于某位宋代作家而言，其詩不如詞的能夠性就很年夜。王國維也持異樣的不雅點：“詩至唐中葉以后殆為羔雁之具矣。故五季北宋之詩（除一二大師外)無可不雅者，而詞則獨為其全盛時期。……如永叔、少游者，皆詩不如詞遠甚。”（《人世詞話》）在《人世詞話》中，王國維還將以上兩種見解綜合了起來，對這個題目停止了較為周全的答覆：“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劇，沈雄悲壯，為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籟詞》，深刻之甚，缺乏為稼軒奴隸。豈創者易工而因者難巧歟？抑人各有能有不克不及也？”王國維以白樸詞為例，指出了時期制約和才性差別對創作成績的影響。
批駁家們對統一作家分歧體裁創作成績的比擬，有著其內涵機理。眾所周知，對于作家創作成績高低的比擬，是文學史研討的基礎義務，但這種比擬凡是限制于分歧作家在雷同體裁的創作方面，例如李杜好壞論，重要是李杜詩好壞論。這是由於分歧體裁有各自分歧的規范，原來很難直接比擬高低舞蹈場地，如同體育競賽中不克不及直接將跑步和跳高比擬一樣。是以跨體裁比擬與其說是比擬作家對分歧體裁把握的諳練水平和到達的藝術成就，不如說是比擬這兩種分歧體裁創作成績在文學史中的位置。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中就道出了這種比擬的道理：“人知東坡古詩古文，卓盡百代。不知東坡之詞，尤出詩文之右。蓋仿九品論字之例，東坡詩文縱列下品，亦不外為上之中下。若詞則幾為上之上矣。此須生平第一盡詣私密空間，惜所傳未幾也。”按照陳廷焯看來，蘇詩在詩中處于下品之中、下，這是將蘇詩與別人詩作比擬后得出的結論；蘇詞在詞中處于下品之上，這是蘇詞在詞體成長史上的地位。顯然，詩之九品與詞之九品是兩個平行的體系，但人們會默許二者是對等的，如許蘇詩和蘇詞就可以比擬高低。
與此相干聯，批駁家們也熟悉到，在作家所應用的各類體裁中，往往會有一種居于上風位置，作家對它最為愛好，在這種體裁上的創作成績也最凸起，作家筆下其他體裁都浮現出向這一體裁接近的趨向，從而形成體裁面孔之間的附近。也就是說，能影響他者的體裁，創作成績更高；遭到影響的體裁，創作成績則絕對低一些，例如“子美長于詩，雜文似其詩。退之好為文，詩似其文”（李復《與侯謨秀才書》）。這種體裁面孔的類似，在創作中似乎帶有某種不自發性，如“蘇詞如詩，秦詩如詞，此蓋意習所遣，自不覺耳”（程鉅夫《題晴川樂府》），“韋應物律詩似古，劉長卿古詩似律……亦因性所便，習而使之然耳”（《七修類稿》）。所謂“意習所遣”“習而使之然”，指的是受作家獨佔的創作特性、創作氣質和審美興趣所驅動，天然吐露出的某種創作偏向。例如蘇軾特性瀟灑奔放，詩風清雄，富于奇趣，詞作浮現出相似詩的作風；而秦不雅特性多情，易于傷感，詩詞作風都較為柔婉，詩也天然像詞。說究竟是作家的才性決議了他更合適于寫哪種體裁，其筆下的其他體裁就有能夠向這一上會議室出租風體裁挨近。
作家筆下各類體裁創作程度紛歧致，但讀者凡是最追蹤關心的是他最善於的體裁，并很天然地據此將作家劃進“詩人”“詞人”或“散文家”的行列。取得如許的名號，當然并不料味著作家不從事其他體裁的創作。劉辰翁《辛稼軒集序》中說：“稼軒胸中今古，止用資為詞，非不克不及詩，不事此耳。”也就是說辛棄疾并非不會作詩，只是沒有將詩作為小我的盡力標的目的而已。前人所說的“以詩名世”“以詞名世”，就帶有這方面的意會議室出租味。蘇軾《題張子野詩集后》云：“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余技耳……而世俗但稱其歌詞。”就以為張先的詩也很是高深，但惋惜詩名為詞名所掩，故而不為眾人所知。宋末詩人方岳也慨嘆道：“山谷非無詞，而詩掩詞；淮海非無詩，而詞掩詩。”（《跋陳平仲詞》）陳師道《后山詩話》中所標舉的“今代詞手”“秦七、黃九”，還未等宋朝停止，就已分屬詩人和詞人兩個陣營。而時至本日的各類文學史論著中，仍是視黃庭堅為詩人，視秦不雅為詞人。清代李漁《閑情偶寄》中說：“人生有二技，一技稍粗，則為精者所隱；一術太長，則六藝皆通，悉為人所不道。”這是靈通之論，也可以用來說明上述文學景象。
“詩人”“詞人”等稱呼簡直立，代表了社會對于作家創作成分的認定。盡管有時這種認定并不完整合適作家自己意愿，但作品傳播開來既成現實后，也就只好無法地接收了。“柳耆卿為文甚多，皆不傳于世，獨以樂章到處頌揚”（《清波雜志》）。柳永以詞名世，也由於詞名太盛影響到了科舉落第，實在他原來可以從事其他體裁的創作。《避暑錄話》云：“永亦善為他文辭，而偶先所以得名，始悔為己累，后更名三變，而終不克不及救。擇術不成失慎。”
批駁家們在明清時代還將統一作家筆下一切體裁的創作成績加以比擬，從而排出序列來。例如《四庫全書總目》中如許評價陳師道：“詞不如詩，詩則盡句不如古詩，古詩不如律詩，律詩則七言不如五言。”這種思緒假如借用數學中的不等式來表達的話，可以看得更為明白：（陳師道）五律>七律>五古、七古>五盡、七盡>詞。明代王世貞也以為：“永叔、介甫俱文勝詞，詞勝詩，詩勝書。子瞻書勝詞，詞勝畫，畫勝文，文勝詩。……魯直書勝詞，詞勝詩，詩勝文。少游詞勝書，書勝文，文勝詩。”（《藝苑卮言》）王世貞的評判也許并不公允，最少黃庭堅的詩就更勝于他的詞，但卻表現出試圖總體掌握作家創作成績的一種盡力。
文學中的比擬原來就無法離開客觀性，批駁家各有所好，評判的高低確定不盡雷同。對于跨體裁創作成績的比擬而言，客觀性似乎更強，分歧的讀者會有完整相反的見解。王稱《書船詞序》中有如許的記錄：“程正伯以詩詞名，鄉之人所知也。余頃歲游都下，數見朝士往往亦稱道正伯佳句，獨尚書尤公認為否則，曰：‘正伯之文過于詩詞。’”有時這種比擬得出的結論會顯得荒謬好笑，如錢振锽以為“杜五律勝七律，七律競無佳者”（《謫星說詩》），與杜甫的創作現實和詩歌史上的定論完整相反，真讓人猜忌他的詩學目光。詳細到作家自己，也能夠表現不認同社會上的廣泛評價。李東陽在《懷麓堂詩話》中講道：“張東海汝弼草書名一世，詩亦清健有品格。……嘗自評其書不如詩，詩不如文。又云年夜字勝小字。予戲之曰：‘好漢欺人每這般，缺乏信也。’”張弼草書的成績極高，但他寧愿說本身的詩勝過草書，李東陽說他是“好漢欺人”。簡直，這生怕是某些作家夸年夜其辭、凸起自我的一種做法，時至本日仍然可以看到。
批駁家們也熟悉到，既然作家在分歧體裁創作方面浮現出的才幹差別是一種客不雅存在，就應當對其加以公平評價。南宋陳善《捫虱新話》中說道：“論人者無以短而棄其長，亦無以長而護其短。自論則當于優點出奇，長處致功。”也即對于作家而言，應揚長避短；對批駁家而言，應是非兼論。異樣是針對難以兼善這一題目，南宋年夜儒葉適則盼望經由過程編輯文集時存優刪劣的方式加以處理，他在《播芳集序》中指出：“古人謂：蘇明允不工于詩，歐陽永叔不工于賦，曾子固短于韻語，黃魯直短于散句，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以文字顯名于世，而人猶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夫作文之難，固本于人才之不克不及純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克不及往取決擇，兼收備載，所乃至議者之紛紜也！向使略所短而取所長，則數公之文當不容議矣！”葉適以為，“人才之不克不及純美”無法防止，但編撰文集時編者對作品取舍卻擁有自動權，是以最好的做法就是嚴加鑒別，往粗存精，如許就可以保全作者的美名。在后人看來，葉適所言頗有削足適履之弊。但對那時文人而言，卻不掉為一種可供選擇的戰略。
（作者：張巍，系華南師范年夜學文學院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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